窑变：百年陶瓷艺术发展中的困与守-中国窑炉信息网

临沂市民间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手工技艺等种类众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均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有的已正式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值得保护、继承和发扬。

　　200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培植，发展包括民俗在内的文化产业，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省文博会和市文展会即将开幕之际，本报站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背景下，走近十类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发祥地或传人，对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化资源的今昔变化和生存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了解和理性思考，从今天起陆续推出“民间艺术探今昔”系列报道。

　　窑变，本是指瓷器在烧窑过程中，因种种非人为控制因素，釉发生变异，偏离原定的色泽，出现奇特观感。因无法人为控制，所以发生窑变后的陶瓷就显得格外珍贵。

　　从窑炉遍地到惨淡经营，祖孙四代见证了罗庄民窑由盛而衰的“窑变”之后，怀着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制陶艺人谢景岭成了“鲁南瓷都”最后一座民窑的守望者。

　　手眼间的独门绝技

　　谢景岭每月烧一次窑。

　　4月19日早上6点，他和儿子谢文亮将350个小砂壶装进了窑炉。装窑、烧窑是民窑的两项“核心技术”，要把几百个壶坯横竖成行地放到这座直焰窑内的炉条上，上下3层，不偏不倚，保证它们受热均匀，需要一定的技术，这技术只有他们父子俩会，其他人做的只是往他们手上递坯。烧窑的关键技术则只有谢景岭自己在行，儿子跟他干了4年，也没掌握好火候。

　　装完窑，谢景岭雇用的12个窑工各自散去，只等着下午3点来点火烧窑，然后开始3天昼夜颠倒的劳作。这帮窑工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也接近70岁了。他们都是跟谢景岭同村的老窑工，一些人还曾跟谢景岭的父亲一起干过。跟他们相比，47岁的谢景岭和25岁的谢文亮，都只能算是小字辈。

　　谢景岭烧窑一直用优质无烟煤，一来能保证窑货的成色和质量，二来没有污染。谢景岭的砂壶用急火烧，不用匣钵，壶坯直接架在炉条上，下面用风葫芦猛吹。等到中间的坯烧透了，上面的还生熟不均的时候，这关键的10来分钟要用绵炭来提温度，谢景岭的独门技术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谢景岭烧窑不用温度表，即使在关键时刻，也全凭眼力来判断哪边生、哪边熟，然后用手抓着绵炭往炉上撒，不同的位置变换不同的架式，用谢景岭的话说就是“指哪打哪”。夜色和火光中，谢景岭身手敏捷，目光敏锐，姿势多变，手眼相随，像一个老到的猎人，又像一个播种的农民。一阵紧张的忙碌后，炉火纯青，满窑泥坯在1250度至1300度的高温下受热充分，变成了通体银灰、铮光瓦亮的黑陶砂壶。

　　在点火的3天时间里，谢景岭两个小时烧一窑，一天烧七八窑，连烧21窑后熄火，点一次火大约能出7000个砂壶。两次点火的间隔时间用来做坯，壶身用两台单刀成型机压制，壶系跟壶嘴则需要手工撮、捏，然后安到壶身上，壶坯不待干透就要上釉，然后等待下一次装窑。

　　除了雇来的伙计，谢景岭的妻子和未过门的儿媳也给他打下手。烧好的砂壶放在院子里，挑出残次品，用芦苇杆把合格品串起来，10个一组，提货的人拎起来方便。

　　“别看这壶样子不好看，养花不烂根，烧水味道甜，三伏天熬粥放上3天也不会变味，熬中药没有任何化学反应。除了我的窑，全省找不出第二家。”谢景岭跟别人说起砂壶的好处，就像夸自己的孩子。

　　平淡中的精彩之举

　　7年前与美术大师韩美林的一段合作与交往，成了谢景岭平凡的工匠生涯中引以为豪的亮点。

　　1998年6月，美术大师韩美林和他的民间采风“大篷车”来到临沂，通过市艺术馆王滨先生的引荐，找到谢景岭，让他帮忙烧制一批陶艺作品。此前，韩美林的“大篷车”行程数万里，与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合作完成了上千件绘画、雕塑、瓷器、剪纸等工艺品。但他创作的陶艺作品，即使在一路经过的铜川、陈州、禹州等盛产陶瓷的地方，也没能烧制出令他满意的效果。

　　谢景岭向韩美林介绍了他祖传四代的烧陶技术，他想，一定要把韩美林的作品烧制成功，让他和外面的人见识见识沂蒙山窑工的烧陶技艺。韩美林见他稳重厚道，当即决定这“瓷器活”由他揽。

　　从这以后，韩美林和他的几个学生除了造型创作之外，其他活计全部交给谢景岭和他手下的窑工。谢景岭不仅把韩美林创作的飞禽走兽烧出了古朴的银灰色和铁色，还烧出了令人意外的肉红色，这让韩美林感到惊喜，他连连对谢景岭说：“你烧多少，我要多少！”他还有一个设想，要在谢景岭的窑厂建一个韩美林工作室，让谢景岭的陶艺为更多的人所知。

　　韩美林和他的“大篷车”在临沂安营扎寨45天。1个半月的时间里，韩美林白天到谢景岭的窑厂来工作，晚上回宾馆休息。“大篷车”走的时候，带去了48件韩美林满意的陶艺作品，是“大篷车”万里行中收获作品最多的一次。

　　1999年5月6日，韩美林将他的“大篷车”采风万里行和韩美林工作室成立10年来创作、搜集、整理的3000多件绘画、雕塑、陶艺、瓷器等民间工艺品，集中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应韩美林之邀，谢景岭到北京观展。时隔近1年，在琳琅满目的展厅里，他又看到了亲手烧制的那48件陶艺作品。这些造型稚拙、色泽古朴的艺术品，仿佛还带着刚出窑时的余温，让他感到即亲切又自豪。

　　彷徨后的重新抉择

　　谢景岭的窑厂位于临沂高新区前崔庄村一条水泥小路边，砖头圈起来的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一座不起眼的砖窑是窑厂的核心建筑。随着3年前谢景岭的竞争对手——湖西崖村的鲍现军的窑炉彻底熄火，自清代时兴起的罗庄民窑只剩下这孤伶伶的一座。

　　与一般的民窑不同，这座砖窑有南北两个窑门，这是谢景岭的创举。多开一个门，3米的窑炉内径变成了1米半，从两个窑门装坯、出货，省时省力，难度也小。只上过3年小学的谢景岭是个爱动手、更爱动脑筋的人，不然他的民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

　　有“鲁南瓷都”之誉的罗庄的瓷器制品，是在民间制陶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湖西崖、崔庄民间陶瓷是当今罗庄陶瓷之源。这里的民窑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银灰色砂壶和黑里透蓝的老鸹翎色黑碗最为光彩夺目。

　　谢景岭的曾祖父就是开砂壶厂起家的。谢景岭20岁那年跟着父亲烧制砂壶。从祖辈起，谢家的人只配料、做坯，烧成这道关键工序一直请外人来干。谢景岭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留心观察，从烧窑师傅那里偷偷学到了烧成技术，一露手，就让那名保守的师傅甘拜下风。凭着心灵手巧，在罗庄陶瓷由“黑”变“白”，由手工作业变成机械化大生产，民窑生存空间日渐狭小的背景下，谢景岭的砖窑里的炉火一直没有熄灭。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那年，罗庄区治理环境污染，祖传四代烧制砂壶和陶缸的谢景岭决定就此罢手，因为越来越微薄的利润让祖传的制陶手艺成了一块鸡肋。除了制陶，谢景岭还会电气焊和机械维修，凭着任何一项技术，他都不愁在工厂林立的罗庄找碗饭吃。

　　谢景岭的窑炉熄火了。这期间，韩美林跟他通电话，一位从事民间工艺研究的北京的杨教授则专程赶到谢景岭家，劝说他别被眼前的经济利益迷了眼，不仅要让这门独特的民间工艺存在下去，还要让它后继有人。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外人如此牵挂陶窑，让谢景岭备受感动。思前想后，谢景岭放弃了准备上马的再生颗粒加工，决定重操旧业。2001年底，谢景岭着手重新建厂。2002年，新窑开始点火。

　　这一年，谢景岭的儿子谢文亮从部队退伍，谢景岭谢绝了罗庄区民政局的安置，让21岁的儿子跟着自己学制陶、烧窑。

　　困境中的执着守望

　　谢景岭以前的窑厂在村里，占地12亩；现在的窑厂在村外，面积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即使这样，谢景岭也常常有朝不保夕的担忧。

　　“一个壶卖1块9，光人工费就要7毛，加上原材物料，挣不了几个钱。如果我跟儿子出去打工，爷俩一年挣3万多块钱很轻松；现在全家老小都在这里，一年不过挣万把块钱。”谢景岭不愿多算经济账，那样会让他感到无奈。他想的最多的是让儿子尽快掌握全套手艺，儿子跟他学了4年，烧成温度还掌握不了，他准备用1年的工夫，从原料、制作到烧成，把儿子整个培养出来。“再往后没有传人的话，教给别人也行。不为别的，我只求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再过几代后，能有人说：谢景岭让祖传的黑陶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级美术展览上都有他的作品，这就够了。”

　　站在3亩见方的厂院里，看着半院子泛着银灰色光泽的砂壶，谢景岭常想起他从前那个占地12亩的厂院。他想，如果再有那样一片场地，他会建一个民窑博物馆，把老一辈制陶的全套工艺复制出来，让人们知道，“鲁南瓷都”是这样起步的。

　　记者感言

　　低处不胜寒

　　时过境迁，一些民间工艺渐渐淡出了大工业时代人们的视线，陷入举步维艰的窘境，如谢景岭的陶艺。

　　谢景岭在困守，在坚持，凭着祖传手艺不能灭绝的自觉。但作为“鲁南瓷都”最后一座民窑的守望者，他常有这样的迷惘：我还能坚持多久？难道民窑的命运注定是自生自灭？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他能回答得了的。

　　民间工艺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形象代表”，是无数先人智慧和情感的凝结。给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工艺一片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保有历史文化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使其能够传承与递进，依靠的，不应仅仅是“谢景岭们”的自觉。